意象蕴藉的《春江花月夜》（三）———“滟滟随波千万里”
一千多年前盛唐的那个春夜，皎洁的月光与浩渺的烟波交织荡漾，张若虚不禁吟道 “滟滟随波千万里”：月光洒在水面上，波浪挟着月光飘荡千里万里。
彼时诗人心境是孔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有为？还是老子那样“上善若水……夫唯不争”的无为？ 或者，两者皆有？
“千万里”是个关键词。它不是精确的数词。它是辽阔遥远的意境，是泱泱宏大的意象。是身居儒家庙堂的士大夫们，在精神上偶尔处道家“江湖之远”的地方。这就是中华文化的显儒隐道。
士大夫范仲淹们即便“处江湖之远，”仍在“则忧其君 ”。虽身在“千万里”之外，心中仍是儒家济世的入世情怀。
所以接下来的那句“何处春江无月明”，暗示这江湖虽远且辽阔，但都一统于同一轮明月的照耀之下。这遥远天际的江湖仍然受辖于天下一统、莫非王土的中央皇权。
武侠小说里的大侠，都嚷着要一统江湖，结果他们都归隐了。人人心中都有帝王志，但龙椅只有一把，与其成王败寇，何不圈出个桃花源让个人主义移情易志，如此朝野相安、地平天成。这样儒道互补，天下太平。
所以，诸子百家，最终外儒内道两家流传下来了。儒家有庙堂，有“学而忧则仕”的激烈竞争；道家便有桃花源，给“人生在世不称意”的失败者“弄扁舟”的退出机制，化解了儒家竞争的社会矛盾。
“千万里”在士大夫那里，是江湖、是天下，是远方诗意的意象。
“千万里”这种不确定性，在强调“数为宇宙秩序”的毕达哥拉斯那里，或许难以接受。毕竟，这位和孔子差不多同时代的古希腊数学家，因无理数不能用分数表示，而残酷地惩罚了发现无理数的自己的学生。
无理数还只是不能用分数表示而已，他已不能接受。更何况这空泛的“千万里”之数，何其不确定。
“千万里”的空泛思维难以满足逻辑的精确与严密，因之也难以定义出准确的概念，不利于科学诞生。
和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以数为本的秩序观不同。
宋朝新儒家的二程认为 “万物皆理”。以各循其理为秩序观。
较之二程之“理”，毕达哥拉斯之“数”更显出有一种量上的精确性。精确精神更容易发展出实证科学。
如果要让牛顿从这句“滟滟随波千万里”中，划出一个关键词，估计应该会圈动词“随”字。
牛顿不擅长关注世俗秩序，他喜欢仰望头上的苹果，关注空间秩序的运动。
牛顿以万有引力解释了“春江潮水连海平”的潮汐原理。
和潮汐一样，“滟滟随波千万里”的波浪荡漾运动也同样遵循力学定律
“理”是二程的出世情怀。
“数”是毕达哥拉斯的出世情怀。
“力”是牛顿的出世情怀。
1687年牛顿那本颠覆中世纪宇宙观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出版。同一年，清朝的康熙大帝正指导史官修《明史》，制孔子、周公、孟子庙碑文。
1689年，标志着英国确立君主立宪的《权利法案》颁布。此时康熙正颁布《孝经衍义》，制《孔子赞序》。
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在努力地融入几千年的古老儒家文化之时，欧洲已向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现代社会迈进。
当张若虚吟出这意境杳远的“滟滟随波千万里”时，他看到波浪由此及彼向远处推开，此时他的视角是平面的：像徐徐展开的轴形画卷，如绵延的线形长城、似单声推进的古乐曲、犹层层排列的“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古建筑群、如依时间顺序娓娓道来的章回小说、似戏曲缓慢的悠长唱腔。这是农耕文明的视角，因为农耕的土地就是平面化的：天圆地方、四海之内、神州大地、九州八极、九州四海、九州大地、九州方圆。
张若虚的家乡扬州，和他任兵曹的兖州，都在《尚书》所载九州之列：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
不论从地理上，还是心理上，张若虚都处在九州之中。他是入世的，这文化也是入世的。这是孔子们与毕达哥拉斯们与牛顿们的不同。
也是中西文化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