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年间的陕甘起义，是清廷为维系统治而使出的卑劣的阴谋
清同治年间陕甘地区爆发了著名的回民起义（1862~1873年），在广阔的西北大地上，爆发了十余年的民族战争，追其根本原因，确实当时的清政府蓄意制造的一场民族战争，是当时黑暗腐朽的清政府的专治统治下，西北地区的回汉人民发起的反抗专治和压迫的解放运动。
战争首先在陕西掀起，逐渐向甘宁青各省蔓延，最后延伸至整个西北大地，对当时脆弱的西北经济和当时好不容易建立的民族互信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极坏的后期影响，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造成了对当地回民的极大迫害，极大影响了回族形象，也造就了民国时期的西北军阀割据。
本文只为客观的反映当时的历史状况
起因
战争由陕甘回民和哲合忍耶苏菲门宦在圣山砍竹事件后的武装暴乱开始，主要表现为回民与汉民的互相攻击。
根本原因是清廷的压迫
清朝同治年间，西北的官僚对西北民众施以沉重的田赋附加。清代的田赋附加，起于康熙六十一年，当时每正赋银一两之上加征“耗羡”二钱，以为政府办公费和官吏津贴之用。
清政府实收的田赋增加到了正规田赋的160%。陕西田亩，除了民田之外，还有元明时期留下来的“屯卫田”、“更名田”，都是官产，农民种官田者，必须缴纳 “本色”、“样粮”、“土粮”、“余粮”等，仓吏收租时，巧立名目，把十多个项目摊入租赋之中。在同治年间以前，以永丰、敬录两仓道来说，每年政府收入的征粮不过十八万石，而官吏对纳粮百姓的强征量就有二十几万之多。贫苦农民，无论回汉，已经无法生存，还要忍受附加之外的傜役。西北地区，清代一直战事不断。
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对内需要筹措大量军费镇压各地农民起事，因而对农民的苛捐杂税更为加重。陕西地区，在回民暴动之前就爆发过两次农民运动。
清政府的蓄意制造
由于承重的赋税，西北各族人民苦不堪言，再加上但时的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为了转嫁矛盾，利用回汉人民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挑起的民族矛盾。例如，在涉及到民族纠纷时，清政府利用自己的官方地位，有时明显偏袒回族，有时候明显偏袒汉族，久而久之，两个民族和谐共处几百年的和平关系被打破，两个民族互生积怨。
当两个民族互相攻伐，导致两国民族两败俱民族伤，清政府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打击汉民的反抗满清运动，也可以打击回民日渐高涨的反抗运动，从而坐收渔利。
应该给起义者正确的历史定位
当是的回民只是迫于压迫，不得不掀起的反抗斗争，只是由于清政府善于玩弄手法，转嫁矛盾。就像当时的太平天国运动一样，他是一场反抗清腐朽政权的运动，而不能表述成是宗教战争。这一点，在推翻清政府之后，继任的中华民国给出了积极评价，当时中华民国的五族共和建国宣言，就是一个明显承认陕甘回民是反抗压迫性质的一个很好的佐证。
当时的历史主流，依然给出了积极的评价。当时的回民，始终处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在吃饱饭的前提下，始终服从中央王朝，这一点可以从回民在西北几百年始终处于和平状态就可以看出来。而从当时的回族起义领袖中，始终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去判断他们有独立的倾向，也没有任何物件可以佐证，例如独立理论和宣传。
批评起义者的声音可以休矣
因为在当时的回军中，依然有很多的汉族民众，可以说，当时的反抗，只为有一口饭吃 只为能够活下来。当时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回族和汉族起义军联合攻击清政府的镇压军队。
回汉人民共同付出了重大牺牲
这场战乱极大地改变了陕甘两省的民族分布。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战争前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此时的甘肃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地区）全省人口总数约为1900万人，战后的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约1400万人，两个民族都遭受严重损失。损失比例为74.5%[2]。陕西人口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有1394万，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五年（1879年）的17年间锐减至772余万，人口损失总数高达622万，大约占战前人口总数的44.6%。17年中，因战争原因造成的人口损失约有520.8万，在全部损失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达83.7%，而灾荒期间损失的人口不过101.2余万，占全部损失人口的比例仅有16.3%[1]。回民在这次战乱中的损失也相当大。战乱过后，陕西省原有的约200万回民最后仅剩下西安城内和陕南的2-3万与其他6万余安置于平凉、凉州的投降人口。甘肃省回民在战争中死亡失踪超过十分之八的人口，汉民也死亡失踪近十分之七。
当时回族处在富裕的秦岭八百里秦川，但被清政府在战后将大部分回民迁往宁南和陇南的贫瘠的土地上，清政府限制被迁移的回民不得迁回原居地，回民成为故土难回的人。所以，所有的责任应该是当时腐朽的清王朝，而不应该是任何一个民族。
此文只为客观还原历史，谢谢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