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百农》：从生命到“罐头”，叙利亚难民赞恩的成长历程
《迦百农》取材于黎巴嫩，影片根据叙利亚难民儿童赞恩的真实经历改编，以 12 岁男孩的视角讲述了他控告自己的亲生父母，原因是父母生下了他，却没能够好好的抚养他。该片获得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和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入围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等众多奖项。
令人唏嘘的是，影片中的主角——赞恩饰演者并不是职业演员，而是真实的叙利亚难民。除此之外，影片中的其他演员，大多数都是经历过难民生活的人，真实生活在难民的人，可谓是本色出演。
这部电影有很多可以思考的点，或许平凡如我不能够解决国家和社会的问题，但是可以从自身家庭去反思对孩子的教育：
从生命到“罐头”的伊始：对儿童的不负责任
"我想指控我的父母。"
"因为他们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
在法庭开审时，法官问赞恩的父母是否知道赞恩为什么被判有罪，赞恩的父母仍然未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竟然以一句“赞恩因为一些小事惹了麻烦”草率回答。
在片头，医生让赞恩抬起头，用棉签检查赞恩有没有乳牙，以确认赞恩的年龄；在法庭上，当赞恩被法官问他多大时，赞恩并不知道自己的年龄，让法官询问他的父母。看到这一幕幕，让我有点心酸，一个孩子，居然连自己的年龄都不知道。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伊索寓言》里有一个故事叫《小偷和他的母亲》，讲述的是一个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孩子偷东西，一开始孩子很害怕，母亲知道后没有阻止孩子的错误行为，反而一个劲夸孩子能干。后来孩子成为惯犯，越加猖狂，钻进国王的金库行窃，被抓个现行判处死刑，当即被押赴刑场。
临死前，他想和母亲说几句悄悄话。母亲把耳朵凑上去，孩子张开嘴，狠狠地把她的一只耳朵咬下来，恼怒地说：“小时候，在我偷第一个写字板时，你如果揍我一顿，教导我这是不对的，并且让我改正错误的话，我会到今天这地步吗？”
毋庸置疑，父母是孩子的指路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承担着指引的责任，引导孩子往美好品质的方向发展。即使二胎政策开放，愿意生孩子的父母比较少数，因为许多父母深知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付出多大的精力和成本。父母若放任孩子不管不顾，孩子恶习一旦养成，学校不知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来对他进行‘再教育’，这对孩子、家庭和学校都是巨大的损失。
从生命到“罐头”的高潮：对儿童的错误示范
赞恩，一个本该就读小学的孩子，竟然懂得制作毒品饮料。
前苏联著名教育实践家和教育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当十二岁的赞恩带着年幼的约纳斯走投无路、无以为生时，赞恩想起了父母制毒的场景，他以娴熟的手法用假处方在药店买药，而后用药片制成毒品饮料去市场售卖以换取维持生命的金钱。
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首先取决于父母。家教是家长对孩子的言传身教，往往体现在非智力因素方面。比如感恩、尊重别人、基本的规矩等，其实就是让孩子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
错误的言传身教，容易让孩子陷入误区，有时候会酿成不可挽救的后果。大多数家长习惯“谈色性变”，最终酿成了青春的“恶果”。在热播电视剧《小欢喜》里面，由黄磊饰演的父亲，与大多数家长不同。黄磊直面正视孩子的性教育问题，教育孩子做任何事情都要尊重别人，对孩子说“一个真正成熟的男人，会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这不像打喷嚏，想打就打。”
从生命到“罐头”的结尾：对儿童的成人化塑造
影片中的十一岁的妹妹来了月经，意味着在这个家庭中可以待价而沽——用妹妹跟房东阿赛德交易。为了不让母亲发现，年长一岁的赞恩想尽一切办法帮妹妹遮瞒：帮妹妹洗去血迹、脱下自己的衣服让妹妹夹在双腿之间充当卫生巾、去偷卫生巾......小小年纪的赞恩谋划着要带上妹妹坐大巴去科拉，可惜事与愿违，当赞恩回到家中时，妹妹已经被母亲盛装打扮并卖给阿赛德。
对赞恩心理有着诱惑和塑造功能的并非课本，而是成人世界的生活模型和价值面貌。在面对实际的社会挑衅与竞争敌意，尤其生活的诸多不公和复杂人际，在经历了短暂的惊愕、迷惘、沮丧、失措后，他便开始了适应世俗秩序、遵守集体契约的人生实习。
在尼尔·波兹曼所著的《娱乐至死》中，他敏锐地观察到了主流媒介的变革对大众以及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介，娱乐得以达到至死的目的。在网络时代到来后，媒介技术让我们越来越难向儿童保守成人世界的“秘密”，也让成人对儿童的消费重新火热，比如《爸爸去哪儿》、《一年级》以及小戏骨系列。
以王开岭在《向儿童学习》中的两段话作为结尾：
一个人的童心宛如一粒花粉，常常会在无意的”塑造“中，被世俗经验这匹蟑螂悄悄拖走......然后划分消失，人变成了蟑螂。这也就是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说的“生命丢失”罢。
所谓的“成熟”，表面上是一种增值，但从生命美学的角度看，却实为一场减法：不断地交出与生俱来的美好元素和纯洁品质，去交换成人世里的某种逻辑、某种生存策略。就像一个懵懂的天使，不断地掏出衣兜里的宝石，去换取巫婆中的玻璃球......
